2017年10月28日。到今天为止，我来到澳洲整整十年。

正好也是我从30岁到40岁的十年。

人生中的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一个人能拥有的十年，一般不超过十个。更何况是这样壮年的十年。

于是想给这十周年的纪念日写点什么，就回顾了一下过去的博客、微博和朋友圈。发现写得比较像样的大多集中在前五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变化，文字长度和质量都明显下降。不过仍能从中大约看出一条轨迹，即使轻浅如白沙滩上的一串脚印。

只有在一段漫长间隔后回望来处，才能看清，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

1.

抵达悉尼的那天，是当年新州夏时制的第一天。2007年10月28日。

而我离开的上海，夏天刚刚结束不久。

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了双夏。

我喜欢夏天。我生在上海的初夏。上海的夏天火热，生猛，有棱有角，爱憎分明。就像猩红名字碧绿眼睛的斯佳丽。夏天是明黄色的。夏天是直线条的。夏天不婉转，不柔和，它总是硬派作风，直率、直白、直截了当。

悉尼的夏天会是怎样的，我有点好奇。

飞机降落之际，天气晴朗，视野里一片广阔的蔚蓝和青绿。也能看到密密麻麻的五彩小房子，铁灰跑道如剑刃纵横，好似微缩景观里的摆设。但它们无法喧宾夺主，它们抵不过蓝和绿这两种色彩，压倒性地，舍我其谁地扑面而来。

我想，初次来到澳洲的人，只要是在晴天从悉尼机场入境，就很难不被这样的景色打动。

在悉尼的最初时光，我借住在哥嫂家里。比大多数新移民幸运的是我有亲人的照应，无需经历一段忙乱无助的起步时期。哥嫂的家是一栋漂亮簇新的黄砖Townhouse，我在国内做过这样的项目，一般称之为联排别墅。后来又花了挺长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搞清楚在新州的地产概念里，house/duplex/townhouse/villa这些名称的区别是什么。很难用国内的独立或双拼或联排别墅这些词来严格对应，因为是不同的分类方式。

我也学会了根据砖色和外墙材料，窗户和栏板式样这些细节来判断民居们的大约建成时期。这算是一种职业病，但我并不热衷。我是以建筑师专业离岸申请的独立技术移民136类别，这个类别现在已经改成了别的代号，当年120分的打分系统据说也早就不复存在。我堪堪刚过及格线，所以记得很牢，125分，连每个单项的分数都记得，好似本科大考时惊险过关。多年后遇到一位和我同系的同样技术移民来的学弟，他说你也不错了没结婚分数都够了，这时我才真切体会到分不在多够用就行这个朴素的道理。

到了2008年的圣诞节，我第一次拿到了传说中的20天年假，于是飞回上海探亲。在机场，看见妈妈；回到家，看到爸爸；一切城市的家里的所见所闻似乎都没有任何变化，连我过去的日记本，都依然秘密地锁在书桌的第一格抽屉里。恍惚间，我以为我从未离开。

那时，我好像做了一个长达一年的梦，梦里有大海、沙滩、草坡，180度的蓝天、层峦叠嶂的云山，小房子、双层城铁、语速奇快的异国人群。醒来，发现自己仍在上海。

2.

黎明前的夜空就像一台大冰箱，冷，白气缭绕。难以想象这是曾用热烈和明媚来迎接我的同一个悉尼。

2008年复活节假期结束后，早上6点半出门去北悉尼上班，月亮还高挂天上，星星朝我乱眨。在上海时只有过加班到凌晨，却从未有过天不亮去上班的体验。所以那一阵我的MSN名字叫做“朝7晚6是上班时间，朝6晚7是出门时间”。我戏谑地在MSN空间里写道：

“呵，北悉尼
我将
披星戴月而来”

那时我刚开始在悉尼的第一份工作，尚在3个月试用期内。公司是一家小设计事务所，用老板们的姓再加上Architects做名字。两位老板，一个是说话戏剧腔的英国老头，一个是温和的新西兰中年人。有固定的商业项目来源，既小又千篇一律；还有一座北部的学校，设计分期已经排到了2020年。这在上海几乎不可想象。

但我并不意外。在mycareer和seek上求职时我曾用国内的作品集见过几家中介，中介看了我负责的大部分项目规模后，连说太大了。于是我连夜修改作品集，去掉几个规划和大型住宅区，换上几个小单体，以及施工图大样。

最初的一年多，我每天很早到达公司。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我一边翻阅图集和BCA，一边挂在MSN上。由于时差，MSN上几乎所有头像都是暗的，只有定居加拿大的大学好友南瓜在线。那段日子我和她每天高挂在灰扑扑的MSN列表顶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乐着，像是回到了当年寝室夜谈的时光。澳加相隔的巨大海洋和日期变更线已消失不见，我们像两片飘零的叶子，尚未被风吹散。

2009年冬天我父母的移民申请排到时，我从哥嫂家搬了出来，在南区Carlton城铁站的步行范围内租了一套二居室公寓。公寓在三楼，朝北，宽阔的大阳台面向街对面的公园，视野开阔，秀色可餐。

我也结束了朝六晚七的生涯，把通勤时间缩短到了朝七晚六。

可以说是懒，或者是随遇而安，我在这个小公司一呆就是近十年。前些日子老板提醒我说，明年起你就有long service leave了。我后知后觉地上网一查，新州的long service leave是两个月，8.67周。

非常适合我这个没什么大追求的人。

3.

到悉尼后的第三个年头，2010年1月，我终于做好了准备，接受了洗礼。

信仰种子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初二时的一个夜晚。我听到了马革顺的清唱剧《受膏者》，第九首《荣耀归于上帝》：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

清亮的女声娓娓道来，平和的宣叙调就像响在久远的生命之初，在那个静夜，进入我的世界，照亮我的归主之路。

信仰也给了我谜样的勇气，在硕士论文开题时选了导师认为可能会被挂掉的信仰与宗教建筑的论题。最终我的学位论文定名为《都市的信仰空间》，并用我最常去的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做了跋。

但那只是初步的体验，一种直觉，一种自然本真的亲近。

我是在Carlton的新生浸信会里受的洗。上海时我曾观看过妈妈在国际礼拜堂受洗，他们采用的是圣公会传统的洒水礼。而浸信会沿用最初的浸水礼，把全人浸没水里。教堂台前的地板下有一座大约四五平米的水池，使用时掀开地板，我身穿白袍，由施洗的传道人带领走下台级，进入水中。

我说：

“我愿接受并承认主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宰。
我决意一生跟随，并以全人见证我主耶稣基督。”

在见证里我写道：

“我忽然意识到，是神去除了我的自义之心，让我前所未有地明白了：我的一生都须不懈悔改。神给我的安排实在非常奇妙。祂先在我的血管中植入信的渊源，又用音乐感动我，再让我来到这里，获得更深更多的认识和理解，好叫我能完全属于祂。”

受洗后，为我施洗的传道赠给我一本启导本圣经。我第一次使用被称为“轻便圣经图书馆”的启导本，亦是一种新奇。过去读经我总卡在《出埃及记》的后半段。但即使我不想走不出埃及，到不了罗马，也还是会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遇到耶稣家谱记录的到底是42代还是41代这样让我纠结的问题。

后来，我们来到了Carlton的卫理公会。那也就是我现在的教会了。

如今再看当初写下的见证，发现最终需要着落的，仍是那句“去除自义之心”。

4.

这十年的前半部分里最美好的日子，是和父母团聚的那一年半。

每个工作日的清晨，爸妈都会在阳台上看我出门，晚上再在同一个位置看我回家，朝我挥手。天天如此，从无例外。每逢月末，哥嫂也会过来吃一顿团圆饭。

那些美丽而平凡的时光，弥足珍贵。

爸爸去世六年后，我终于能有些勇气去回忆了。

2011年6月，在那个不太冷的澳洲冬至日，下班前一小时，我接到圣乔治医院急诊室打来的电话。医生说：我认为你父亲撑不过今晚了。

我请了假赶去医院。从北悉尼到南区，路上需要一小时。我搭的是城铁，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下班人群。我看着窗外，悉尼市郊单调的街景一帧帧朝后掠过，把时空拉长到无穷尽，成了一片空白的荒漠。

那天晚上，在圣乔治医院住院部二楼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我和哥哥陪着妈妈，我们送走了爸爸。

离开医院时，已临近子夜时分。冬至的悉尼夜空清澈无云。我仰头看着。今夜竟然是晴朗的。

我记起了以前妈妈说过，外公去世时她跟着医生走，一直送下了太平间。

一代一代的女儿，如此一次又一次地送走了父亲。

爸爸的离去并不突然。他病重已有半年，在圣乔治医院和Regis Hurstville护理院住院多月。自从2011年1月的一个深夜，救护车把他从家中接走之后，他就再也没回到过Carlton的那个家。每个晚上和周末，我往返于医院、护理院和家之间。那时我刚学会开车，是个连从车行提车到家的一分钟路程都开得战战兢兢的新手。那些日子，梦里也总是在路上，奔波不止。

后来我们把爸爸安葬在Sutherland的陵园。那是个美丽的大公园，玫瑰鲜艳，草坪丰美，蓝天之下，静谧无声。有人说，你选择葬在哪里，你心的归宿就在哪里。我选择了悉尼。将来，我也会葬在这里。

两年后，我在一篇纪念学者张晖的文章里意外地看到了爸爸的名字。与作者通信时他告诉我曾在上海见到张晖“在路边和一个身材很高、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人道别。事后张晖说，这就是龙榆生先生的哲嗣龙厦材先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别人笔下的爸爸，用“哲嗣”、“先生”这样有距离感的字眼称呼我的爸爸。就好像通往另一个时空的已经关闭的一道门又打开了，几乎已经平复的心头忽然又空了一大块。再一次悲从中来。

爸爸在50岁时有了我这个女儿。他在该有曾孙的年岁时，没能看到女儿成家。

爸爸带着遗憾走了。那真实的遗憾，永远留在那里，犹如深渊。让我懂得，只有更真实地继续我今后的人生，才能面对这永恒的遗憾。

5.

爸爸走后我和妈妈回了一次上海。那是在2012年的3月，国内正是春天。

空关数年的房子已经有了生味。我们在大壁橱里找出爸爸保留的爷爷书信和线装书数十包，花一周时间全部粗阅一遍后，装箱送去北京。多年来我一直知道那个大壁橱藏着在研究者眼中堪称珍贵的资料文献，自从抄家返还后便跟随我家几经搬迁。记忆里的很多个夜晚，我看见爸爸在桌前奋笔疾书，直到深夜。如今，大壁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北上的那几天里，我们在四姑的陪同下为爷爷扫了墓。爷爷的墓位于香山万安公墓一隅，碑前的石头被雕成一本打开的书。我把爸爸的几件小小遗物埋进了坟前。花束撕碎，花瓣洒在摊开的石头书页上。

我也拜访了先前在网上交流已久的几位科幻圈的师友，并在人民邮电出版社稍作停留。我的小说《深谷》被收入了一个选集，现场签售早已结束，但出版社留了几十本书让我在首页补签。这也是我平生头一次以作者的身份在一本书上签名。我从未练过签名，向来被我妈批评为没有骨架。看着自己没有骨架的圆滚滚的签字竟然和大刘韩松那样的前辈名宿的签字并存在同一页上，顿时有了一种深深的科幻感。

之后，我去了同济，看到樱花大道上繁花盛放，如同漫天粉色云霞。在我读书的那八年里，这条路还叫爱校路，一年四季都是光秃秃的，路旁只有路灯杆和小树苗。

很多新奇的经历，都在2012的那个初春里完成，现在看来也可算是各种开端了。但那时感觉这差不多就是我和国内所有联系的结局了，我想不出还有多少理由会让我以后经常回国。

于是在浦东机场登机时，我发了一条微博，写道：

“出关了。这次也不知几时再会回来。人生聚少离多，珍重了朋友们。”

而我想的是：

别了，上海。

6.

2012年的下半年，我改完太空堡垒漫画翻译的最后一稿，又戒掉了每周同时追21部美剧的瘾，从懒宅角色中挣脱出来，开始每天在realestate.com.au上物色房源。

鉴于我微薄的财力，单收入的压力，还有职业病的挑剔眼光，能被我看上的房子几率显然很低。好在那时有的是耐心，广种薄收，仍找到不少备选。我把它们按地点和开放时间分了组，基本保持着每个周六看五六套至七八套的频率。连看三个月。

那是又一段奔忙的日子。字面意义的“奔忙”。有时两套房子的开放时间重叠，街上又找不到车位，我不得不把车停在远处，在两者之间飞奔。回家后把每一个地址、价格和房型图记在本子上，列出各自的优缺点。不少房源不提供房型图，就凭记忆把它们画出来。一画就是七八十套。

一旦看到有点心仪的对象，就在工作日晚上开车去周边观察环境。把车在路边停10分钟，估算一个大概的夜间车流量。夜色中，独自守在车里，听着音乐，掐着表，数着过往的车辆，不禁回想起读研时撰写《中山公园交通节点分析》的时光。

只有在碰到预感非常有戏的房子时，才带上妈妈一起去。妈妈每个周六白天都要去上英语课，所以我轻易不惊动她。

一个人看房基本就是这样的流程。2012年下半年时悉尼的房价还没那么疯狂，买家争抢也没那么激烈，这做法还行得通。我就这样买到了Mortdale的居所，走路五分钟到城铁站，静街，二楼，南北通，房型合理，与我在上海时做过的经典模板非常接近。很满意。

经过下定签约、房检贷款、验房过户、装修清洁的一系列忙碌折腾后，我们搬到了新居。一切尘埃落定时，2013年的元旦刚好到来。

7.

我曾在《彼方的堡垒》里写道：大幕拉开前的那一刻，是最恐怖的。因为完全是等待。等待千百道目光和酷热聚光灯在一瞬间的一拥而上。等待前奏过去后，自己的声音忽然凭空出现在偌大的剧场里那样孤独的回荡。

2013年8月，一个晴朗的周日夜晚，我站在悉尼歌剧院室内乐厅的大幕后面，等待上台。

我们是一支纯女声组合，这次的曲目是You Raise Me Up，有四个领唱，形式很像我钟爱的Celtic Woman。我是领唱之一，穿着我老师女儿借给我的演出服。那是一件肉粉色抹胸长礼服，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能穿这样的颜色和款式。

散场时已9点多，初春的悉尼港到了晚上还颇有些凉意，但演出成功的人们是不在乎寒凉的夜风的。这种演出后旁若无人式的快乐是已经久违的体验，忽然间，就好像回到了大学合唱团的青葱岁月。

遇到我现在的声乐老师贾老师，是在2012年Wesley Mission的一场声乐沙龙上。这可以说是我来到悉尼后的幸事之一了。上音声乐系出身的贾老师在悉尼早已桃李满园。我参加了她指导的丽娃女子声乐组合，并单独上了一年多非正式的声乐课。

说是非正式，其实比什么都认真，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动作都要抠。在同济时我曾是学校声乐队的一员，跟过几位专业老师上小课。但我疏于练习，懒得钻研，各种坏习惯长期在身。如今都被贾老师一一挑出纠正。包括最大的顽习“压舌根”，我本以为无论如何也是改不掉的。还有从没注意到的“下巴前伸”。以及曾被所有老师批过无数次的“气息沉不下去”这种听上去抽象到难以理解的问题。

我也好像悟到了什么，一改以往的得过且过，把每次练声都录下来，回家再听再练，寻找练声时对了的感觉。

3月，Wesley Mission八百人礼堂，我初次登上悉尼的大舞台，独唱无词歌Eliza’s Aria。这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种对气息要求极高的歌曲。

6月，带着重感冒，我在又一场声乐沙龙上独唱爷爷的《玫瑰三愿》。高音无压力，只是多换了三口气。一曲唱完，有一种了却多年心愿的豁然。这是属于我们家的歌，也是属于我和星的歌。

8月，悉尼歌剧院，领唱，You Raise Me Up。同样是8月，教会的赞美诗歌比赛，独唱，Panis Angelicus。11月，二重唱，The Prayer。12月，二重唱，《婴孩耶稣》。

圣诞节，我在自己教会的福音晚会上，再次献唱《圣城颂》。

排练，演出，事工，献唱，2013年一整年，就这样在不断的歌唱中度过。

8.

2014年1月，正在筹备婚礼时，我投稿出去近两年的小说《柱民》终于也发表了。发表在《九州幻想》旗下的电子科幻杂志《九歌》上。

同学朋友们一向都知道，我是个比较不务正业，愿为爱好投入无穷心力的人。妈妈对此评价为：“兴趣出发”。我最大的爱好除了唱歌之外平生还有两个：太空堡垒，和科幻。

自从读研时猛补经典的那段日子开始，我看科幻也很久了，但直到来到悉尼，在外在环境的巨大改变下，才忽然有了自己创作的欲望。这就是变换环境的作用，大量新的细节和情感短时间内汹涌而来，必须找到一个渠道来输出。

第一篇小说《深谷》的初稿完成于2008年5月，发表在2010年10月的《新幻界》。“深谷”一词来自文中第二章的一句“这里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道裂缝。这里是现代都市里的一条深谷。”原是为太空堡垒写的同人，但情节基本完全独立，又因为受到悉尼东区、Redfern和Cabramatta的启发，反而更像是移民文学。韩松老师在评论里提到它“有些让人想起《第九区》”。其实它的完稿时间比2009年上映的《第九区》要早一年。

《深谷》之后，我尝试完全脱离太空堡垒写一篇独立的小说。因为职业病，自然着落在建筑上。当时公司里难得接了个私人住宅项目，在北悉尼海湾的半山腰上，后院有道小悬崖，落差很大，感觉真的足以迷路。于是有了灵感，写下了半篇《广厦千万间》，但推进不下去，中途改成描写极小居住空间的《柱民》。柱民，顾名思义，住在柱子里的居民。住在九千米巨厦的中空柱子和双层墙里的人。杂志出刊时，编辑的评语是“奇妙的有张爱玲的味道，还让我想起香港的市民生活。”

持续写作的那些夜晚，我在电脑前码字，妈妈则在书桌前给外婆将要出版的诗词集写前言，有时也写英语作业。她自从来悉尼后一直坚持上英语课，在新移民的510小时免费课程结束后，又参加了教堂开办的与本地老人英语会话课，有些作业连我都觉得难。我们就这样用不同方式做着各自的功课，暖黄的台灯和落地灯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桌前。

心里有想倾诉的东西不容易，写下来并完整化就更不容易。我是一个笔头重的人，写东西很慢，还没养成规律的写作习惯，仍处于由心而发的阶段。一旦丧失了那种因孤独而蓄积起来的情感能量，就马上没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动力。很早以前我曾自我检讨：“人在幸福，就没有好作品。至少我是如此。”现在看来我确是如此，结婚之后便基本停笔，再也没写出过什么像样的文字。

9.

十年前，2007年5月，同济一百年校庆。那时，我刚拿到澳洲永居的准签信，即将去国离乡。周日下午，我回到同济，在已经面目全非的校园里，漫无目的地徘徊，小小期待着能偶然遇见星。我走过了我们的南校区，我们的129，我们的红楼，还有我们从未踏足的C楼。我回望曾经属于我们的青春。夜幕降临，我登上回程的123路，犹豫要不要发一条短信问他是否还在学校。点着诺基亚的发送键迟疑了好一会，没有按下去。

百年校庆就这样给我留下了一点惆怅。

后来我还是找了个机会告诉他我就要远行。他说：我已经知道了。是啊，我们的社交圈太多交集，当我把能通知的人都通知过，把能参加的饭局都参加过之后，这个知会的举动纯属多余。

那天，我们坐在中山公园龙之梦的一家餐厅里。店堂空旷，客人很少，有一种打烊般的萧瑟。我们若无其事地吃饭、闲聊、合影、告别，恍若朋友。就好像，在看不见的一本书的最后一行，平静地划上一个句号。

2007年10月27日傍晚从浦东机场起飞的那架飞机上，我听到Celtic Woman的Lisa金子般的嗓音唱起一曲爱尔兰的送别：

挥手道别吧，去自由飞翔
扬帆启程吧，让海风鼓荡
莫彷徨，当你踏上异国他乡
莫惆怅，当我们天各一方
也许有一天，我会追随你远航
横渡大海，飞越重洋

在悉尼百无聊赖的这些年里，上下班时分，在城铁寂寞奔驰的漫长路途中，我听着Lisa，听她唱：莫彷徨，莫惆怅。When you think of me, wave to me and send me a song.

歌词其实并不太适用于我和他。但我还是喜欢。人总是要有梦的。梦里，我回到2006年，在《北京西路1320号，和贝家》的结尾写道：我们的表象已经被颠覆过一次了，因我依然信仰着，所以事实上，我正在期待它的再一次被颠覆。

十年后的2017年5月，同济一百一十年校庆。这天我又记起了往事，就问他：你那时还在学校里吗？他笑说：早就回家了。我说：如果我发信叫你再回学校见个面，你来吗？他说：当然！

此时，我们结婚三年，我们的儿子将满周岁。

我们是在自己的教会举行的婚礼。2014年3月，悉尼，一个金子般的秋日。婚礼上播放了我们从初中合唱团开始按年份排列的合影，背景音乐是我清唱的Over the Rainbow。偌大的教堂里，观礼席鸦雀无声，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伴随一张张旧照映上投影幕，念念地唱着：

彩虹之上，天堂无边
彩虹之上，苍穹蔚然
彩虹之上，有青鸟流连
勇于梦想，就终能实现

从2004年相恋，到2006年分手，到2007年天各一方；再到2013年重新开始，2014年结婚。我和星，历经十年，最终失而复得。

10.

有个笑话。我在朋友圈发帖：“我外婆35岁生我妈，我妈39岁生我，我39岁生我儿子。”好友南瓜评论：你们三代消灭了两代人。

也许晚婚晚育真的会有家族传统。外婆因求学和办校，28岁才结婚，在她那个时代是极其的晚婚了。我仰慕她，不自觉地受了影响。

2016年，弦儿出生的那晚，我在母子平安的照片下快乐地发布：

“男宝宝，顺产，3.43kg，产程从凌晨2点到晚上10点左右，期间曲折，两度险被拉去剖，但最后仍顺出来了，感谢赞美神的大能保守❤”

轻描淡写的，自动忽略过程的跌宕起伏。几乎每一个妈妈都有过某种程度的惊心动魄，事后都那么轻描淡写。只有亲历其中，才自己知道。高龄、头胎、妊糖，哪一项都有风险，我想预约剖，但我的OB很有信心地坚持要我顺产。下午3点起上了无痛分娩，但之后产程实在太久，我又莫名地发了烧。9点多时OB说不能再拖下去了，去剖吧。我想，你不早说，我都白忙了。OB又说，最后再检查一次，位置好的话还是可以产钳出来的。那几分钟，我握住星的手祷告，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幸运的是几分钟后，那小小的人儿就出来了，感觉是呼啦一下子被OB拽了出来，下一秒就飞进了我的怀里。

今天，在我给这篇文字结尾的同时，小小人儿满16个月了。早已学会了走路，每天到处横冲直撞。也曾有过育儿初期的烦躁、愤怒，甩手的冲动，所幸有星，有妈妈和婆婆的照顾、支持和爱。我用“骑马到松江”的调子改了一首儿歌，用上海话唱：

“嘀嘀嘀，嘀嘀嘀，坐船到悉尼。悉尼有个小弟弟，名字叫作小小弦。小小弦啊笑嘻嘻，酒窝甜咪咪；小小弦啊发脾气，眼泪嗒嗒滴；小小弦啊打哈欠，还要跑出去；小小弦啊滑滑梯，再来荡秋千。伊是一个好小宁，大家都欢喜。”

我唱，他就咯咯笑。也许将来会和他爸妈一样，也是个热爱歌唱的人吧。但我想我对他的要求应该不会太高，毕竟他很可能会继承我胸无大志的本性。我只希望他至少能像他的爸妈那样，真实地做人，真实地面对感情，真实地迎接世界。

我又想起十年前，初次踏上澳洲这片大陆的时刻。我看见我自己，拖着两个大行李箱。悉尼海关玻璃墙倒映出的身影，踯躅四顾。

我看见在那不久之前，刚度过30周岁生日的我，站在上海的晚烟里，望着未知的前路，即将迈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改变。

我又看见十年后的今天，在悉尼广阔的蓝天下，有我爱的人，我爱的大桥，我爱的生活。过去十年间那些珍珠般光亮的时刻，串起了悉尼平淡安逸的岁月。

尽管，偶尔仍会梦回老宅和校园，在富民路长乐路迷宫般的弄堂间嬉戏，在愚园路校门口清冷的路灯下流连。那时还没有高架，夜到深处，常能听到黄浦江上传来的船笛声。辽远的孤寂的号角般的长鸣，轻易穿越了梦中宽敞疏落的城市上空，像穿过一段中断的历史。

也许每个新移民都会有一座并存了希望与眼泪、自由与惶恐的小小孤岛，无论是刻骨铭心，还是浑然不觉，它都会永远矗立在大洋深处。

而现在，我预备好了，宛若新生，静候悉尼下一个十年里的第一缕阳光。

—— 2017.10.28 于 悉尼南 墨岱